网络霸国的崛起趋势分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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梭伦的民主政治改革，大约经历了4个时代最终确立下来的。、

1、梭伦时代，他将民主改革付诸实施，梭伦将雅典人民（奴隶除外）依照财富重新划分为4个阶级：最高级是资产在500蒲式耳（谷物的计量单位）以上的人们，需要缴纳12倍的赋税，可以当选执政官及军事指挥官；第二级是资产在300至500蒲式耳之间的人们，需要缴纳10倍的赋税，可以担任政府官员和骑兵；第三级是资产在200至300蒲式耳之间的人们，需要缴纳5倍的赋税，可充任重甲步兵；第四级是资产在200蒲式耳以下的平民，不用缴税，但是如果战时被征召入伍的话，连点像样的装备都不会发的。在这四个阶级中，每级推选100人，组成了四百人议会。曾经由贵族院指定的执政官，改由四百人议会推举产生。而这位执政官的表现，还得受议会的监督。此外，梭伦还首创了陪审团制度，而当时的陪审团，有6000人，大约上至腰缠千蒲的富豪，下至街头街头的清洁工，全都包括进去了。人类历史上，平民第一次参与了统治。民主的思想，自此发端。

2、庇西特拉图时代，他是梭伦的远房堂弟，是梭伦的同6性6恋6人，虽然他多次通过武力实施独6裁6统6治（这一时期被称为僭主政治），但在其统治期间，不仅贯彻执行梭伦立法，而且还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者和小农的政策和措施：1.对农民实行低息贷款，把土地税定为收获的1/10或1/20。2.设立农村巡回法庭，现场办公，及时处理农民诉讼，削弱贵族对地方司法的专断和干扰。3.扩展雅典工商业，建造大批商船和战舰。在小亚细亚西北部建立殖民地，以控制黑海的商路和贸易。4.进行大规模的雅典市政工程建设，将雅典变成希腊最繁荣的城市。5.重视雅典文化事业，出资组织节日庆典，请文人墨客到雅典创作交流，《荷马史诗》的整理工作就是在此时的雅典进行的。 氏族贵族的权力受到进一步的削弱，工商业者和农民提高了政治和经济地位，雅典变得更加繁荣强盛。所以亚里士多德说：“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有如黄金时代”。庇西特拉图以6独6裁的形式推进了民主的进程。雅典正是在他统治时期开始了腾飞，从一个流城邦，逐渐称为希腊的霸6主。

3、克里斯梯尼时代，公元前527年庇西特拉图死去，他的儿子没能保住地位，很快被推6翻。雅典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动荡，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梯尼上台，他最大的功绩，在于对议会制度和民众大会制度的改革。梭伦时期，进入议会的人选由投票决定。然而克里斯悌尼时代，这种方式竟改成了抽签。也就是说，每个雅典公民都有着完全相同的进入政府的机会，任期一年。而民众大会的权力也得到了扩大。所谓民众大会，就是全体雅典公民的会议，差不多有3万人。克里斯悌尼时期的民众大会一项最著名的权力就是“陶片放逐法”。这个法律就是说，如果有人被认为会危害国家安全，在民众大会上被点名提出，那么就可以由全体公民表决。表决的方式是把自己的意见写在陶片之上。一旦有6000人以上同意，那么此人无论是谁，都将被逐出雅典，十年之内，不得踏入雅典半步。此法一经实施，任何一个执政者若要激起民愤的话，就会被逐出那个当时希腊最自由、最和平、最安宁、最富庶的地方。所以很少有人敢造次，自此法颁布到废止，历时九十年，前后只有十人被陶片放逐。最重要的是，经过了这近一个世纪的变革之后，民主的精神，已经在爱琴海边这个小小的半岛扎下根来。

4、伯利克里时代，他首先推行了公薪制。梭伦和克里斯悌尼时期，虽然推行了陪审团制度，但由于参加陪审团是不给钱的，一般只有有钱人才愿意参加这种义务活动。所以执法权利实际上仍掌握在贵族的手里。但伯里克利却给陪审员发工资。此外，服兵役也给钱，还给雅典公民发钱供他们参加奥运会等各种活动。他还将当选执政官的限制放宽到了第三阶级。不久之后，连最低阶级的公民都可以通过虚报收入的方式参加执政官的选举了。自此，雅典的民主政治达到顶峰，雅典的富庶、强盛也达到了巅峰。正如伯里克利在他那篇最著名的演讲所说到的那样：“我们的政体并不与其他人的制度相敌对。我们不模仿我们的邻人，我们是他们的榜样。我们的政体确可以称为民主政体，因为行政权不是掌在少数人手里，而是握在多数人手中。······ 贫穷也不再构成障碍，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国家，不管他的境况有多么黯淡。”

"士"来源

九国崛起和衰落的原因：

1、葡萄牙和西班牙：

崛起：这两个国家经过改革，最先成为集权国家，然后积累了大量的资本。

衰落：被荷兰商人并购，经济慢慢下滑。

2、荷兰：

崛起：通过信用，共和制，股份制的东印度公司去聚集大量资本。

衰落：被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打通市场，迅速衰败。

3、英国：

崛起：英国在海岛上，地理条件好，并首先完成了工业革命，迅速成为世界霸主。

衰落：在二战时，失去霸国地位。

4、法国：

崛起：经过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帝国建立，迅速强大。

衰落：在二战未占主导，失去霸国地位。

5、德国：

崛起：首相俾斯麦执政的铁血政策和义务教育使得国的经济军事迅速上升，又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，工业也上升到强国地位。

衰落：二战打输了，被其他国家瓜分资本。

6、日本：

崛起：经历了明治维新，对国家军事、经济、教育等方面迅速发展，又加上中国给的战争赔款，使得日本大量积累资本。

衰落：在二战时作为战败方，被其他列强瓜分了资本。

7、美国：

崛起：处于美洲，周围无强国，地理条件好，使得美国迅速发展，又及时进行了工业革命。

衰落：美国一直未衰落。

8、苏联：

崛起：建立***，并在经济大萧时低价打劫欧洲技术。

衰落：无法与资本主义竞争，腐败。

在世界近代史的发展历程中美国独创性有哪些具体表现

『关天茶舍』什么是士

作者：galax 提交日期：2005-7-17 11:35:00

什么是士（原名《唐宋士的转型》）

1. 引言

包弼德在《斯文：唐宋思想的转型》一文的第二章《士的转型》集中讨论了唐宋之际“士”的转型问题 。这篇论文一方面显示了作者通达的史学眼界，以唐宋变革的学说来观察士的转型；另一方面却也暴露了作者知识的局限与观察问题的短见，这主要表现在，作者将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作为士转型的起点，将官僚—家族、国家—社会这样一种两元对立的思路作为分析唐宋士转型的基础框架。本文认为，这是一个有局限和偏失的讨论前提，这种失误使该文对唐宋士转型的把握并不准确，而且有扭曲历史以适应理论的嫌疑。比如称南宋士人越来越安于作为地方精英成存在，似乎就忽视了任何时代的士人都是渴望出仕为官的事实。

毫无疑问，在包弼德之前，国内有许多著名的学者对这问题有过相关的讨论，但是有关讨论将眼光过多地集中在科举考试的影响上。本文认为这种思路过于看重制度的作用，忽视更为重要的社会变革的背景，特别是忽略了五代时期在这个过程中的重要地位。

士的历史源远流长，可以追溯到西周时代。西周之士本来是作为贵族的最后一级而存在的。根据阎步克的研究，西周的士扮演着三重角色，即宗族成员、政府官员、以及知识技能的传承者。 本文认为，帝国时代的士人转型，其实就是这三重角色的分化与重新组合，以适应不同的时代而已。本文尝试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士人在唐宋之际的演变。

2. 士的实质是官僚

帝国时代的士，源自西周贵族之士。阎步克先生指出，“政治等级、亲缘等级和文化等级这三者，在此期是高度重合的；封建士大夫拥有政治权力、文化教育，同时又因亲缘网络而结为一体。‘士’训‘事’、训‘学’，又处于‘族’中——他们是宗法贵族” 。也就是说，西周的士扮演着三重角色，即政府官员、知识技能的传承者，以及宗族成员，这三者是重合的，未经分化的。

帝国时代，这三种角色开始分化。同时，所谓的士，对这三种角色都有传承，而在不同的时期，这三种角色又会在士身上表现出不同的整合。但无论如何，帝国时代的士，其实质是官僚，而不是学者或宗族。

这个观点并不难理解。首先，东周时期，士的贵族身份的逐渐丧失，也就是说，作为国君宗族成员这个角色，在士身上消失了。但是由于他们仍有机会扮演政府官员、或知识技能传承者的角色，并且由于他们以担任政府官员或传承知识技能确认自己的内在价值，士的身份保留下来的。同时，原来并非贵族的庶人，由于也有机会扮演官员或知识者的角色，并得到社会的认同，也获得了士的地位与身份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贵族士的三重角色得到了分化，宗族的角色与士失去了关联，官僚与学者这两者被继承下来。因此，官僚与学者都可以被称为士，比如说诸子中的名家、道家等，扮演的是比较纯粹的学士的角色；而所谓的游士，扮演的是纯粹的官僚的角色。此外，又有儒家、法家等，则兼具两种角色。从这种情况讲，东周之士的实质，既可能是学者，也可能是官僚，两者是分化的。

但是秦汉帝国建立之后，国家将社会的文化系统纳入政治系统。这表现在两个方面，第一，国家限制民间文化学术活动，将文化学术活动纳入官僚政治系统，设立博士官就是这一过程的制度性手段；第二，则是将持政治学说的学者作为官僚选拔的对象，儒、法、道三家无一例外，这部分士的身份被充分的官僚化。与此相对应的，则是通过以吏为师、独尊儒术等手段，让政治系统承担文化功能。

由于文化系统被纳入到政治系统，让政治系统承担文化功能，这样，从整个社会结构来看，独立的文化系统被极端的限制了。原来已经分化的学者与官僚两种角色身份，都变成了官僚，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，帝国时代的士，其实质是官僚，虽然他们可能是有文化的官僚，有的甚至是一个纯粹从事文化活动的官僚，都无法改变其官僚的本质。

3. 士族是士的特殊形态

正如许多学者所指明的，士族在东汉时期开始出现，士与宗族重新联系起来：

但在西汉末叶，士人已不再是无根的“游士”，而是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“士大夫”了。这种社会基础，具体地说，便是宗族。换言之，士人的背后已附随了整个宗族。士与宗族结合，便产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“士族”。

士族与士的关系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：

第一，宗族不可能构成士的实质。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一种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方式，西周贵族之士，是以族的形式出现的，所以阎步克说，“‘士’训‘事’、训‘学’，又处于‘族’”。也就是说，士可能以“族”为主体、或者说可能以“族”的形式出现，并宗族不是构成士的一种身份属性。 这就好比，植物可以作为食品，动物也可以作为食品，只要它们都是可以被食用的，但食品的实质是被食用，也不是植物或动物。

第二，士的实质是官僚，士族不会改变这点，所谓士族，其实就是做官僚的家族。

从“士族”的发展过程来看，汉末魏晋以来，某些有势力的宗族组成集团，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，参与皇权的争夺。争夺的结果，自然是某一个宗族获得了皇权。然而由于这样的皇权是以其他的宗族势力作为统治基础的，宗族势力不但十分强大，而且在政治上并不完全依附于皇权。可以说，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主体性，与皇权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政治联盟的关系，甚至保留了争夺皇权的力量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出现了田余庆先生所谓的“东晋门阀政治”，并在此后形成了士族与皇权在政治上长期较量的局面。

从这个角度看，“士族”与秦汉之“士”有很大的不同，其关键是“士族”不像传统的士人那样完全依赖皇权而存在。可以说，从士族的发展过程、中国社会“国”“家”同构的角度来观察，“士族”之“族”说明的是士族有某种程度政治主体性的一面；然而，士族毕竟是从秦汉这样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发展而来的，在集权国家体制内，他们是通过不断地获得官职的手段来保持其政治势力的，“士族”之“士”说明的正是士族从始而终依附皇权的一面。

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，士族是士的一种特殊形态，士族没有改变士的性质。

官僚是在与皇权的关系中产生的，士族即使能垄断官职，官僚仍是官僚，更何况士族也有升降流动，不可能完全垄断官职，再说士族只愿位居清要，所谓浊品士族还不愿担任呢。但是士族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官员的选拔，使得士族与其成员之间产生一种身份关系，即士族的门第可以保证其家族成员成为一个士人，这种情况与科举制度下家族与士人的关系是很不同的。

4. 科举制度与士族

在与皇权的关系中，士族之“士”与“族”的内在矛盾，恰恰赋予了士族自我调节的能力，因此士族的衰落史不是在与皇权的激烈斗争中完成的，而是在皇权再次强大的过程中，不断地自我适应而完成的，科举制度则成了士族完成自我应的制度性工具。

隋唐的中央政府开始通过考试制度选拔官员，这就是所谓的“科举取士”，科举制度也使“士”重新制度性地回归到皇帝的官员的身份上来。

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，以前一些有关科举制度与士族关系的观点似乎应当得到修正。以前一般的理解是，科举制度以考试、而不是以门第标准选拔官员，于是士族在选拔官员过程中的优势消失了，士族甚至被认为是比较腐败的社会阶层而在考试中处于弱势，庶族随之在考试竞争中崛起。 与此相类似的理解是，士族擅长经术，而科举考试强调文学，因此士族在科举考试中处于弱势，而一个新兴的“进士”官僚阶层随之兴起。 要而言之，这种观点认为，科举考试使得在唐代的官僚阶层中形成了“士族”、“庶族”两个竞争性的集团，由于科举制度本身不利于“士族”集团，因此“士族”势力遭到极大的打击。

然而进一步的研究似乎表明，科举考试虽然为庶族子弟提供了竞争显要官职的机会，但士族从来就没有在科举考试中处于弱势。相反，士族子弟总是可以利用在政治中的传统优势通过科举考试，并进而获得官职。

本文更倾向于认为，唐代的官僚体系中的确存在着集团竞争与斗争的现象，然而这种现象与科举制度没有必然的联系，这是集权制度下官僚体系中必然出现的现象。同时本文也认为科举制度的确导致了“士族”的衰落，然而这种影响主要并不表现新进官僚集团的兴起、士族在与新进官僚集团竞争中处于弱势。

科举制度之所以能导致“士族”的衰落，主是是削弱了“士族”作为宗族力量在政治上的主体性，而增强了“士族”作为“士”的官僚性，使“士族”越来越依附于皇权。与此相关的，由于判断具有担负官职的标准变化了，士族的门第在“取士”中的重要性减弱，士族与庶族的制度性身分差别也随之减弱，而唐政府以官僚的品位来重新排定门第的高下，则进一步消融了所谓士族与庶族的界线。

简单的说，士族在科举制度下，变得越来越官僚化。这样一来，唐代的“士族”们越来越发现，“门第”并不是保证其家族成员保持地位的充分条件，恰恰相反，在科举考试中的成败，却成了继续保持家族“门第”的重要条件。门第对士人的重要性减弱，而士人对家族地位的重要性增强，所谓“一士登甲科，九族光彩新” ，所谓“一第知何日，全家待此身” ，就表现了这种关系，王定保更是总结性地称：

三百年来，科第之设，草泽望之起家，簪绂望之继世。孤寒失之，其族馁矣；世禄失之，其族绝矣。

这种现象造成的后果是，士人的家族背景变得不太重要，士人的个人性质增强了。包弼德认为，唐代的门阀之士在北宋转型为官僚之士，其实这个趋势在唐代已经非常明显。

5. 五代宋初的士人

如前文所述，科举制度使士人的身份重新回归到皇帝的官僚的“正确”轨道上来。然而唐末五代以来，中华帝国之政治格局发生了微妙而重大之变化，士人之身份也不得不随之变化。

唐宋之际，士之官僚、学者、家族三重角色，都有不同的变化。本节先讨论官僚这方面。官僚是在与皇权的关系中产生的。唐代晚期，皇权的统治衰落。与唐朝争夺政权的，有二种武装力量，一种是由唐朝军队系统中发展而来的暴力集团——即所谓的藩镇，另一种是由民间组织起来的暴力集团——即所谓的起义军。这两种暴力集团的社会基础，都是破产农民与游民。 然而这两种暴力集团，起义军平均主义的政治理想，一般而言无法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实现，在唐末五代也不构成争夺政权的主力；作为争夺政权的主导力量，藩镇们的行动目标一般仅仅是得到皇权的权势、财富与荣耀，是怀着一种“立功名取富贵”参与政权争夺的。由于缺乏统治国家的抱负，在夺取政权以后，藩镇们往往无法建立起合理的政治秩序，因此其统治往往十分失败。

在藩镇割据时代，士通过科举成为帝国的官僚这一途径变到狭窄，越来越多的士愿意成为一名藩镇的幕僚，以此作为人生的出路。幕僚的性质，相当于东周时代的“游士”，是一种比较纯粹的官僚。如前所述，秦汉以来形成的士这一社会角色，其实质是官僚，但在中华帝国的社会结构中，这类官僚被学者化，或者说承担着文化的角色或责任。然而幕僚是不承担任何文化职责的。

唐末罗隐参加科举，屡屡失败，长安有善相术的“罗尊师”告诉罗隐：

若能罢举，东归霸国以求用，则必富且贵矣，两途吾子宜自择之。

这番话令罗隐“懵然不知所措者数日”，一日：

邻居有卖饭媪见隐，惊曰：“何辞色之沮丧如此，莫有不决之事否？”隐谓知之，因尽以尊师之言告之。媪叹曰：“秀才何自迷甚焉，且天下皆知罗隐，何须一第然后为得哉，不如急取富贵，则老媪之愿也。”隐闻之释然遂归钱塘。

罗隐在科举与幕僚之间艰难的选择，可以理解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极大的区别的。这种区别就在于，科举是国家选士，这样产生的士人，不但对对皇帝或者国家承担着政治责任，而且整个社会的文化职能，也需要由他们来承担和维护。而幕僚是私人的助手与随从，不但不需要对政治负责，文化责任更是无从谈起。

对幕主的个人目标负责，“取富贵”则成为士人的唯一的人生目标，是五代士人的特点。因此，官至宰相的敬翔称：“臣受国恩，仅将三纪，从微至著，皆先朝所遇，虽名宰相，实朱氏老奴耳!” “少以儒学知名”的幽州人赵凤，临死前曾谓：“吾家世无五十者，又皆穷贱，吾今寿过其数，而富贵复何求哉。” 而魏仁浦离家后更是发誓：“不贵达不复渡此！”

宋朝的士人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五代士人的传统。宋代以后的士人常常以为宋朝统治者尚文，似乎赵匡胤等人是士人之知心者。但其实赵匡胤之所以重用士人，完全是出于统治的需要，“五代方镇残虐，民受其祸，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，分治大藩，纵皆贪浊，亦未及武臣一人也。”

赵匡胤重用文臣，甚至并不是出于对人才的需要，更遑论对儒家政治理想的追求。主要是因为文臣没有武装力量，利用文臣进行统治，可以解除藩镇对皇权的威胁，恢复帝国统治的秩序。由于承续五代之乱，天下太平，没人造反，就是宋朝统治者的统治目标，而“纵皆贪浊，亦未及武臣一人也”，宋朝的统治者认为文臣对皇权的威胁很小，因此索性以“富贵”来吸引士人加入到统治行列，以建立宋朝统治者理想中的统治秩序。赵恒的一篇《劝学》，更是将这种意识表达得淋漓尽致：

富家不用买良田，书中自有千钟粟；安居不用架高堂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；娶妻莫恨无良媒，书中自有颜如玉；出门莫恨无人随，书中车马多如簇；男儿欲遂平生志，五经勤向窗前读！

统治者的这种态度，使得宋代之士表现出强烈的“幕僚”性质——甘愿做统治者维持秩序的工具，以便自身贪图富贵。因此宋末的文天祥痛心疾首地称：

今之士大夫之家……细书为工，累牍为富。持试于乡校者以是，较艺于科举者以是，取青紫而得车马也以是。父兄之所教诏，师友之所讲，明利而已矣！

6. 道与士人

五代幕僚式的士，无法承担任何文化职责，而文化功能不可能完全缺失于一个社会。在宋代，有一部分人一方面参与科举考试以求一官，一方面继承儒家文化以及汉唐以来士人的文化传统，自觉地承担起整个社会的文化职能。

“每感激论天下事，奋不顾身，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，自仲淹倡之。” 毫无疑问，士人承担文化职能的风气，是由范仲淹领导的庆历一代士人开创的。这一代士人，如以“圣贤自期许”的胡瑗在科举中屡战败，却激发了对“隋唐以来仕进尚文词而遗经业，苟趋禄利”的不满，自觉地承担起振兴儒术、以儒家道德改变世道人心。石介等人开始发掘唐代韩愈的思想，认为“吏部《原道》、《原仁》、《原毁》、《行难》、《禹问》、《佛骨表》、《诤臣论》，自诸子以来未有也” ，并以儒学之师的身份向他的学生灌输这种道的观念。此后，经过王安石、程氏、朱熹等几代人的努力，宋代的士人终于建立起一套新的解释社会、维护秩序的文化观念，“重建国家与思想的秩序”。

由于这部分人自觉得承担起文化的职能，因此宋代出现了一种新的“士”的身份，而且影响渐广。这种观点可以通过程颐有关“士”的论述来理解。程颐称：

自古以来，岂有履道之士，孝闻于家，行着于乡，德推于朝廷，节见于事，为其言合圣人之道，其施蹈经典之训，及用之于朝，反致败乱者乎。

程颐以“道学”为标准，将当时有志于政治的“士”分为两大类，一类是“有道之士”，一类是“世俗浅士”：

图治莫如稽古，道必询于有道之士，古必访诸稽古之人。若夫世俗浅士，以守道为迂，以稽古为泥，适足惑乱人主之听，近年以来，士风益衰，志趣污下，议论鄙浅，高识远见之士益少，习以成风矣，此风不革，臣以为非兴隆之象。

他认为，当时国家科举取士的标准，只能选拔“世俗浅士”，而将“有道之士”排斥在科举入仕的门途之外：

国家取士，虽以数科，然而贤良方正岁止一二人而已，又所得不过博闻强记之士尔，明经之属，唯专念诵，不晓义理，尤无用者也，最贵盛者，唯进士科，以词赋声律为工，词赋之中，非有治天下之道也。

与此同时，程颐将学术与信仰视为判断士的标准，并认为只有接受“道学”的士才是最有价值、甚至是唯一有价值的士。这种判断“士”的身份的新标准，偏离了以求仕为标准的科举之士。其结果不仅是在求仕道路上出现了“有道之士”与“世俗浅士”两种不同的士，而且也必然会出现与求仕无关的“道德之士”：

所谓道德之士，不必逺引古者，以近时言之，如胡太常瑗、张著作载、邵推官雍之辈，所居之乡，学者不远千里而至，愿一识其面，一闻其言，以为模楷。

这里本文特别注意到道德之士中有一位“邵推官雍”，这位先生虽然号称“推官”，但他一生并未居官，因此他的“士”的身份，可以被认为是脱离仕途，单凭学术和信仰独立存在的。

宋代“有道之士”们的努力，似乎使学者可以脱离政治系统，成为一种独立的身份。然而中华帝国将文化系统纳入政治系统的格局不会改变，学者身份独立就不可能。首先，自觉承担文化职能的主体，主要还是作为官僚的士人。其次，传播和发展这种文化观念的途径，并不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文化系统，而是使这种新的儒家文化体系成为科举取士的最主要标准，也即自觉地谋求文化体系的政治地位。而宋代“有道之士”们无非面临着两种命运，要么作为传播伪学的伪党而被政治剿灭，要么作为圣学的传承者而被统治者尊崇。可以令“有道之士”稍感安慰的是，历史最终选择了后一种结果。也就是说，新的士人身份必须重新纳入帝国的政治系统，才能得到国家的承认。

这种新的文化体系必须纳入政治系统才能得到承认和发展，这是问题的一方面。从另一方面看，这个文化体系的创造完善，却又主要是在政治系统外部完成的，这才导致了所谓“世俗浅士”与“有道之士”的对立。这个现象说明，当文化系统被纳入政治系统后，其功能会萎缩，无得承担正常的文化职能。

7. 宋代“士”与家族的关系

包弼德在谈到南宋“士”的转型时，十分强调“士”的身份与家族之间的关系。包氏似乎认为，南宋出现了一些“士人家族”，他们可以用“参加科举”的办法来维持“士人家族”的身份。显然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但包氏的描述似乎又延伸了这样一种含义：即这些“士人家族”正在转化为地方精英；包氏甚至有这样一种认识的倾向，即认为“士”的身份对个人越来越不重要，越来越成为家族的身份属性：

当科举成为使对地方的支配权合法化的一条途径，教育显然就变得与个人行为无关，这种情形使文化为士之身份属性的性质需要重新界定。

本文认为，虽然包氏认识到南宋的“士人家族”与魏晋或唐代的“士族”有很大的差异，但有意无意中，他还是将“士人家族”理解为地位下降、维持身份难度加大了的一种“士族”。而其实上，“士人家族”与“士族”有更重要的区别。这种区别在于，“士族”是由“族”产生了“士”，家族是因，士人是果，士人的身份是依靠家族的门第来维持的，因此可以说，士族是以宗族为主体的士；而在科举制度下恰恰相反，家族的地位是由士人的成功与否来决定的，士人是因，家族是果，因此在士人家族里，士是个人的士，而不是作为整个家族而出现的。随便举一例子：

陈瓘，字莹中，南剑州沙县人，少好读书，不喜为进取学，父母勉以门户事，乃应举，一出中甲科。

强调“士人家族”与“士族”的区别，并不意味着否定“士人家族”对中华帝国晚期社会的重要影响。需要指出的是，家族，作为政府权力之外的一种社会秩序的力量，在中华帝国内部始终存在。与其说宋代以来“士人家族”越来越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“地方精英”，不如说，宋代士人所创造的新文化，与始终存在的作为社会秩序力量的家族的日益结合，使得国家的秩序与社会的秩序日益统一起来。

而当士人可以为其家族谋求利益、在社会秩序中发挥特殊作用时，“士”这种身份其实成为一种社会资源。这样，获得“士”身份的条件、或判断“士”身份的标准没有变化，但“士”可以扮演更多的角色、从新的途径获得社会地位，其人格体系也随之延伸。总而言之，“士”的身份得到了延伸，而且一个新的称谓也将在以后的时代中赋予这种延伸了的“士”的身份，即所谓的“士绅”。

8. 结论

本文认为，帝国时代的士，形成于秦汉时期，其实质是帝国的官僚。魏晋时代宗族势力兴起，一部分有政治与文化优势的家族逐渐控制了中央与地方的政权，他们以文化来排斥一般的宗族势力，以宗族地位来排斥一般的士人，形成了所谓的门阀士族。

士族是士的一种特殊形态，士族不能改变士作为官僚的性质，也不是士的全部。

隋唐帝国通过科举制度来选拔治国人才，士族越来越依赖科举制度进入仕途，士族的官僚性质越来越突出。这个趋势一直保持到了宋代，但是唐宋之际士的转型来有三个别的趋势。

第一，五代时期，越来越多的士人为求富贵进入藩镇的幕府，幕僚是藩主的私人智囊，不承但任何文化的职能。

第二，文化职能的缺乏对于一个社会而不可想象的。宋代有一批学者，自觉得承担起社会的文化职能，创造了一套新的儒家文化体系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出现了一种以文化信仰为标准的新的士人身份。但这种新的士人身份必须重新纳入帝国的政治系统，才能得到国家的承认。

第三，当宋代的家庭、家族越来越意识到科举、学术可能给自身带来明显的利益时，培养士人成为宋代家庭和家族的自觉意识。

很遗憾，文中注脚标号没了，还是将注脚内容和参考文献帖上。

注脚

包弼德《斯文:唐宋思想的转型》，江苏人民出版社，2001年。

参见阎步克《士大夫政治演生稿》，第二章《封建士大夫阶层的出现》，以及第十一章《结论与推论》部分的第466页等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6年。

阎步克《士大夫政治演生稿》，46页。

余英时《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》，见《士与中国文化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3年，195、197页。

这方面的讨论很多，可以参考田余庆《东晋门阀政治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89年；毛汉光《中国中古政治史论》、《中国中古社会史论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2年；陈明《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——士族：特殊形态的知识分子研究》，学林出版社，1997年；以及陈寅恪、唐长孺、周一良等众多史家的相关讨论。由于相关讨论已经相当成熟，本文不再具体展开。

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似乎正是采用了这一学说。

陈寅恪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中提出的观点。

可参见毛汉光《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》，《中国中古社会史论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2年，334页以下。

王建《王建诗集》卷四《送薛蔓应举》。

李频《长安感怀》，见《全唐诗》卷五八九。

王定保《唐摭言》卷九《好及第恶登科》。

可参见张志玖《试论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》，《历史教学》1980年第6期；张国刚《藩镇割据与唐代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——再论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》，《学术月刊》1982年第6期。

陶岳《五代史补》卷一《罗隐东归》。

薛居正《旧五代史》卷十八《敬翔传》。

欧阳修《新五代史》卷二十八《赵凤传》。

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十三，开宝五年是岁条。

见《古文真宝》卷首。

文天祥《文文山文集》卷三《御试策一道》。

有时候，崇高与庸鄙会不可思议地在同一士人身份得到体现，这是文化功能系统不可思议地被整合入政治功能系统的结果。

脱脱《宋史》卷三一四《范仲淹传》。

石介《徂徕集》卷七《尊韩》。

葛兆光《中国思想史》，第二卷，复旦大学出版社，2000年，214页。

程颐《二程遗书》卷六。

程颐《伊川文集》卷二《元佑二年四月又上太皇太后书》。

程颐《伊川文集》卷一《皇佑二年上仁宗皇帝书》。

程颐《伊川文集》卷三《回礼部取问状》。

《斯文》，79-80页。

脱脱《宋史》三四五《陈瓘传》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 [美]包弼德.斯文:唐宋思想的转型[M].南京:江苏人民出版社,2001.

[2] 阎步克.士大夫政治演生稿[M]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6.

[3] 刘泽华.战国时期的“士”[J]历史研究,1987(4).

[4] 管仲.管子[Z].台北: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1967.

[5] 于迎春.秦汉士史[M]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0.

[6] 余英时.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[A].余英时.士与中国文化[M]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3.

[7] 田余庆.东晋门阀政治》[M].北京大学出版社,1989年.

[8] 陈明.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——士族：特殊形态的知识分子研究[M].学林出版社,1997年.

[9] 王定保,唐摭言.[Z].台北: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1967.

[10] 傅璇琮,唐代科举与文学[M].陕西人民出版社,2003年.

[11] 张志玖,试论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[J]历史教学,1980年第6期.

[12] 张国刚,藩镇割据与唐代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——再论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[J]学术月刊,1982年第6期.

[13] 陈寅恪.唐代政治史述论稿[M]北京:三联书店,2001.

[14] 唐长孺.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[M]北京:中华书局,1983.

[15] 阎步克.察举制度变迁史稿[M]沈阳:辽宁大学出版社,1997.

[16] 毛汉光.中国中古政治史论[M]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2002.

[17] 毛汉光.中国中古社会史论[M]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2002.

[18] 陶岳,五代史补[Z].台北: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1967.

[19] 薛居正,旧五代史[Z].台北: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1967.

[20] 欧阳修,新五代史[Z].台北: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1967.

[21] 脱脱.宋

美国建国虽然只有200多年的历史,却演绎了经济发展的罕见奇迹。它在不断变革和政策调整中,独创性地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。

发展历程的独特性

一、发展之路

1、通过战争，扫除资本主义发展障碍，推动资本主义发展：独立战争、南北战争

2、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，走上现代化道路

二、强国之路

1、重视科技，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成为头号强国

2、参加世界战争，显示国力

三、霸国之路

1、参加巴黎和会、华盛顿会议，初显称霸野心 “十四点原则”、 提出建国联、抑制日本

2、适时调整，完善经济制度，从危机到新政

3、抵抗法西斯侵略，推动战时合作，尽显强国实力：二战 4、遏制社会主义，与苏联争霸：冷战、争霸

5、受到牵制：多极化趋势

四、崛起因素

1、民族独立，奠定基础：推翻殖民统治，

2、扫除障碍。维护统一：1861年南北战争、废除黑奴制

3、科技进步，重视创新：第一、第二次工业革命

4、制度创新，不断完善：从私人垄断到国家垄断到新经济;从邦联到联邦，建立民主共和制

5、健全法制，维护秩序：《1787年宪法》、《宅地法》、《解放宣言》、《社会保险法》等

6、文化开放，吸纳移民：移民在美国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7、抓住机遇、利用战争：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都是较晚参战，大发战争财，并提高国际地位。

8、强权政治，不利稳定：冷战、争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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